所谓标签，无非是基于一个人的经历、身份，经由高度概括地评价，从而固化成他人眼中的身份标识（identity）

　　标签的作用有好有坏。当我们提及一个人，往往会提到那是一个工程师、一个企业家。认识一个陌生人，从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入手，这是最有效的方式。然而相熟之人之间的交往，却依然用过于片面的标签，就是在弱化社交过程中的情感交互。

　　熟人之间的标签通常有两种。其中一种是身份地位的标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在交往时往往会由身份地位决定表现出来的态度。在许多商场厚黑学理论中，你必须分析与你相识的每一个人现在与未来对你的帮助，有潜力有权势的人优先，时时注意交往的语言和肢体动作。这样的标签，追根溯源，不过就是名与利。从古代当官场上的逢迎谄媚到民国期间的两头照看，再然后是现代的隐形等级制度。这样的意识不仅仅限于国内，通用古今中外的大千世界。贝多芬曾经嘲讽歌德的卑躬屈膝。而在著名的侦探小说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中，华生描述的那位顾客，“是整个英国最值得尊敬的人”，以此衬托侦探业务能力之出色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人不可能在社交关系中完完全全地超脱出身份地位的限定，因为人在社会中，地位这种标签已经成为了他本身的一部分。但我们依旧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对身份地位不怀执念的人，他们没有理会世人给他们的标签，坚持做自己心目中的自己。济慈的墓志铭是：“这里安息着一个名字写在水上的人”。司汤达的墓志铭是：“阿里哥·贝尔，米兰人，活过，爱过，写过。”托尔斯泰的墓志铭是——没有墓志铭。这样简洁却动人的结束语，是他们本人的自豪，也是他们祖国的骄傲。几千年前陶渊明唱着归去来兮，携着一身风沙，重归乡土。“舟遥遥以轻飏，风飘飘而吹衣”，成为茫茫中国大陆上几千年来悲壮却又璀璨的绝响。他们的不拘名节，是因为他们已经受到了世人与自身的认同。他们首先承认自己是一个生活着的人，并试图活得精神自足。由此可知，想要跳脱出身份标签的桎梏，就要实现对自己理想预期，获得自我认同。

　　另一种标签是片面的对性格的判定。现在有许许多多的网络词汇用以形容人——“暖男”、“傲娇”、“冰山”。这些词汇要么脱胎于文化产品，要么来源于社会热点，要么来自于网络评论。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都是来自某一个人——一个假想的、单一的、孤立于社会存在的人。对于人性格片面地概括总结，这样的标签贴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身上，且不论如何扭曲了彼此的关系，从某种角度讲，他已经变成一个你想象而成的人。你会逐渐忽视掉社会环境对他造成的影响，他本身的个性复杂，忽视了彼此关系的紧密程度，而是单方面预判了你们之间的相处关系。这个标签不仅仅存在于现实之中，而且更多见于对于文学形象和作品的评价之中。王开岭在论及杜拉斯是，曾如是说：“法国作家杜拉斯，以私人化写作闻名，在我印象里，该小姐满脑子只有‘情人’‘床’‘沙滩’‘做爱’这些软软的词，但近来翻她的书，惊见一篇《给范文同主席的信》，她替一位在押政治犯鸣不平。”文学大家尚且有不够全面的认知。不可否认一个人的习惯往往是一个人个性体现，但人永远不仅仅只存在单一的一种思想。我们不可能全面地认识一个人，但是我们可以保持一种中立的、理性的态度处理人际关系。所谓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，若能在判定别人时，留有余地，或许就可以避免性格标签对情感交互的扭曲。

　　在我们因为某事给别人粘上标签时，应当做到客观多面；而当我们自身被贴上不相符合的标签时，付之一笑即可。应当记住，形形色色的标签是形象的映射，却不是活生生的个人。